很高兴来到青岛，来到亚洲城市大学北方教学中心做关于中国传统商业的，非常感谢大学出版社与人民大学商学院的策划，感谢文泰商学院的盛情邀请。
中国古代商人的经商是有一定的组织形式的，纵观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缘性组织、地缘性组织和业缘性组织，三种形式共同构成了古代商人的组织框架。
亲缘性是什么呢？亲缘性就是指在做买卖、开店铺、办作坊时用的都是家族里的人。包括家族里的七大姑、八大姨、三叔二舅等都参与其中，你是老总，媳妇是会计科长，岳母是财务总监，老丈人是保安队长，整个家族撑起了庞大的家族生意，这就是亲缘性。不管公司做多大，全是自己的亲属在一起干。
古时候讲究供祠堂，就是祠，拜的是同一个祖，有家谱记载着家族的传承和延续，列入家谱的都有血缘关系。以家族为纽带的买卖，优势就在于可以，一致对外，容不得，得罪了一个人就等于得罪了整个家族；族企业的劣势就在于管理上很难，比如说你不了员工，你没法。即便是财务科长贪污了，也无法直接，因为她可能是你媳妇，这个就是族企业最大的弊端。
由亲缘组织扩展开来，便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地缘性组织。商人的地缘性组织，就是以出身所属的共同地区为基础形成的一种组织形式，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各地的商帮。由于籍贯相同而具有的相同口音，相同的生活习惯，甚至相同的思维习惯和价值取向，从而形成同乡间特有的亲近感，俗语说“亲不亲，家乡人”，这一切都表明中国人的乡土观念是极为浓厚的，这也奠定了地缘性组织发展的基础。
中国商帮历史悠久，随着社会商业的发展，各行各业日趋繁杂且数量增多，商人队伍日渐壮大，竞争日益激烈。但受封建社会者重本抑末政策的影响，商人一直处于社会阶层的末位。对于商人而言，既无法得到国家法律的，同时又受到民间的歧视。因而，在那样的年代，商人只能利用他们天然的乡里、族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一方面利用集体的力量更好地自己，同时也可以规避内部的恶性竞争，商帮就是在这样的经济与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商帮是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商人组织，按地域划分，有本帮和客帮之分；按行业划分，又有不同行帮之分。虽然人类社会从原始的部落时期开始就一直未曾离开过商人的活动，但历史上的商帮大致兴盛于明清时期。历史上比较著名的十大商帮有山西的晋商、徽州（今安徽黄山地区）的徽商、广东的粤商（今珠三角和潮汕，分广商、潮商、客家帮）、陕西的秦商、福建的闽商（闽南商帮和闽东商帮）、江右（江西）的赣商、洞庭（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的苏商、龙游（浙江中部）的湖商、宁波的涌商（与湖商一起构成了现代浙商）、山东的鲁商等。对应的商帮分别是山西商帮、徽州商帮、广东商帮、陕西商帮、福建商帮、江右商帮、洞庭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和山东商帮。
由于地区和历史原因，各商帮特点不同，总体来说，北方善义，南方善商；北方传统，南方灵活。具体而言，晋商注重义利结合，山西商人既重名，也重要利；徽商贾而好儒，他们白天经商，晚上读书；粤商喜饮“头啖汤”，广东商人甘于冒险，愿做“吃螃蟹”的第一人；秦商厚直忠勇，货通南北，利获东西；闽商以利为先，讲究富贵险中求；赣商讲究贾德，分散风险，多点开发；苏商谋划为先，审时度势，以变求存；湖商心态，稳中求进，手段精明；涌商奇谋生财，商旅遍于天下；鲁商义字为先，大柔大刚，直截了当。
在中国每一个商帮都有自己的，的是自己的祖师神和神。比如山西和陕西的商帮关羽，安徽商帮的是朱熹，广东商帮赵公明，福建商帮天妃，江西商帮的是许真人，浙江龙游帮比干，湖南商帮翟真人，湖北商帮大禹，山东商帮的是陶朱公和子贡。
商帮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中国古代的茶马古道、丝绸之等，都是在商帮开辟下形成的著名商业通途。
在外经商的商人们为了在异地他乡更好地沟通需要有一个的场所，这个场所叫什么呢？叫会馆或公所。所以商帮也可以看成是以乡土亲缘为纽带，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组织形式。
中国自古至今各地都有商人会馆，会馆通常是由身处异乡的成功商人牵头，号召同处异乡的商人们一起投资入股、出钱出力建立并经营的。比如山东人到湖北去做生意，有一个人生意做大了，拿出钱来盖房子，房子里可供畅谈、，一应俱全。然后，再号召几个做生意的同乡来投资入股，出钱来维持这个会馆。这样以来，就会以会馆为核心建立起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有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当然都是山东人。这个会馆用来做什么呢？平时凡是做买卖的山东人，都可以在这里举办家宴、开会、等，以此建立并加深这种深厚的地缘感情。毕竟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都是故乡人。如果有落魄的山东商人来到这个会馆，可以免费吃住在馆里，就算客死异乡，会馆也会买口棺材，千里迢迢把人运回去故里，这是一种地域性的情感，因为大家都是山东人。所以，商务会馆是以地缘性为基础组成的，在促进地缘感情，互帮互助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异地他乡建立这样一个组织其实并不容易，经常会受到当地衙役，甚至当地大大小小的与欺诈，毕竟强龙难压地头蛇。这时，会馆的组织者就会花钱在运作，找一个同乡人让他在当地做官，甚至直接买通吏部，让吏部往当地派遣同乡出身的官员。通过这种方式，会馆能够起到同乡人的作用。
商帮按行业划分就是行帮，行帮是一种业缘性组织，是以同业为基础的组织形式。大家做的是同样事情，处于同样的行业，这是业缘。为了避免彼此之间的恶性竞争，协调彼此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是为了让大家能规矩做事，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部的，所以同行之间会经常在一起开会，协商一下。逐渐地，这种以同行业为基础的各家商号就会组织起来，形成所谓的行帮或行会。所以，行会的兴起主要是为了协调同业关系，解决同业矛盾，同行利益，协调与的关系，这种行会带有地域和行业两重性。
行会在历史上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隋唐。唐代的工商业组织大都称为“行”，源于街巷上的贩卖摊商，往往一条街上开设的都是同类的店铺，故称“行”，如“织锦行”、“金银行”等。到了宋代，行会组织更加发展，北宋汴京、南宋临安的行会多达数十家，入行者以百千人计。明清以后，行会进一步发展到会馆、公所。组织也更为严密，订有行规、业规、帮规等制度，形成了一种垄断。在清朝，80%的行会是由出面控制，主要是为了对行业进行控制，同时在里面抽股。时期，是行会特别繁盛的时候。
作为祖籍是山东的人，既然到山东，我就重点讲一下山东的商帮事。首先，山东商帮是全国最主要的商帮之一，自然具有山东人的性格特点：直朴单纯，豪爽诚实。与其他商帮以赚钱为核心的经商不同，山东商帮的经商中讲的最多的是信，因此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是以信用为基础的商业，以及规范的商业行为。《商赞歌》中在写到山东商帮时，说的是仁字当头，情深似海，义重如泰山；中原黄河水，为国不计多。也就是说，在国家有大灾之时，山东商帮从不在乎出钱出粮的多少，只要国家需要，就会倾囊而出。
山东的商帮最早形成于周朝时的齐国，山东商帮做生意在中国常早的。齐国是姜子牙的封地，姜子牙作为辅助周文王倾商，武纣的首席智囊、最高军事统帅与西周的开国元勋，受封于齐地（今市临淄区），是齐文化的创始人。周武王弟弟周公旦受封于鲁地，由于周公要留在镐京辅佐周成王，于是让自己的长子伯禽代为赴任，建立鲁国，国都为曲阜，齐与鲁合在一起就是今天所说的齐鲁大地。
虽然姜子牙曾经是一个不成功的生意人，但姜子牙一到了齐地就大力提倡经商。之后在齐地出了两位经商的先贤，一位是范蠡，一位是孔子的学生子供。其中子供本身就是齐地之人，因为是孔子的学生，所以又是文化的传承人。因此山东商帮做生意，通常是左手捧着《论语》，右手拿着算盘，奉行的是礼智信。山东商帮是基于礼智信来经商，做买卖的。
《论语》对山东商帮的影响流传至今，所以山东商帮非常看重诚信二字。对山东商人的最大赞誉就是质朴，山东商帮也由此在中国商业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实际上随着山东商帮的走南闯北，也将这种“一手捧《论语》，一手拿算盘”的经商哲学带到了祖国的，甚至漂洋过海。
日本商业之父涩泽 荣一主张将《论语》作为经商和立身处世的准绳，并在1916年宣布退出实业界之际出版了《论语与算盘》一书。在日本，“《论语》十算盘”已经成为一种著名的经营模式，其基本就是“义利合一”，即以公益为利，利即是义——承认谋利有其正当价值，但必须用对其进行规范指导，使其符合社会伦理。二战后的日本在一片废墟上以惊人的速度恢复了国力，与文化在日本的延续是分不开的。涩泽 荣一因为其卓越的商业成就，以及《论语与算盘》一书的百年流传而获得了“日本企业之父”、“日本金融之王”、“日本近代经济的领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日本近代实业界之父”等一项项桂冠。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