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伽为国民一份子,护国救世为佛教之本职,自不能置身事外。二十年(1931)“九一八”,沈阳事变发生,太虚大师首以佛教立场,发表“为沈阳事件告、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书”,呼吁、朝鲜、日本佛秉承佛训,起来革日本军阀之命。
二十一年,日本又以陆海空吴淞口,发生“一二八”上海战争。太虚大师于中、日民族之自相,乃作“因辽沪事件为中、日策安危”。列举战则必致两败,和则得相助之益。
二十六年,芦沟桥事变发生,太虚大师两国民族之自相,国难教难,日深一日,大师悲感无极,随即发表“告全日本佛众”书,又电“全国佛教”:
“兹值我国或东亚或全球,我等均应本佛慈悲:一、恳切修持佛法,以侵略国止息,克保人类。
二、于统一指挥之下,准备奋勇护国。三、后防工作,如救护伤兵、难民、掩埋死亡、防空防毒等战时常识诸法,各各随宜尽力为要。”
自此全国进入全面战争状态,太虚大师随进入后方,从事长期抗战护国卫教运动,直至三十四年(1945),日本无条件投降,国土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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