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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书院:千年弦歌不绝

类别:青岛人文历史 日期:2018-5-27 23:38:03 人气: 来源:

  中国书院,似可追溯到战国稷下学宫。通行的说法,也是起于唐、盛于宋、普及于明清,绵延不断1000多年,7000多间书院遍布全国城乡。中国书院中国方式,民间教育发展,特别是有宋一代,民间书院与朝廷太学思想、百花齐放,形成中国一道灿烂辉煌的文化胜景。——中国的教育、学术、思想和礼仪等民族文化基本经脉,通过书院的方式得到了有效奠基和传承。

  “我到长沙,什么都不想看,只想去看一条小,也是一条山中小。在那条小径上,朱熹、张栻、王阳明、左棠、曾国藩……都曾经徘徊。从小径远眺,可以望见古长沙郡的城池和波光潋滟的湘江。那条小在岳麓山里,蜿蜒穿梭于书斋亭台、老树池塘之间,覆着青苔或落叶。小没有名字,有名字的是它牵引环绕的范围,叫岳麓书院。”

  这是一位作家对岳麓书院的描写,在此原文引用。不是我偷懒,而是当朝们去寻找日本京都的哲学小道,或是海德堡的哲学家小,却忘掉了中国这个盛产早熟哲学家的国度,也有这样的一条小。它没有名字,但岳麓书院的名字,已经盛名千年。

  中国人总喜欢评各种“四大”,而且由于候选者甚多,往往互不相让。比如,“古代四大书院”就有多种说法,但将位于湖南长沙岳麓山的岳麓书院列为其一,大家应该没有意见。

  走在这座弦歌千年的学府,传统庭院式建筑掩映在青山之中。史书上那些声名赫赫的人物曾在这里学习、生活、成长,而后独善其身或者兼济天下,从一个少年变成一个传奇。如今已成为湖南大学一部分的岳麓书院,大概是唯一延续了传统书院之名的大学二级学院。书院内依旧书声琅琅,同学少年三三两两从身边经过,有些东西,又似乎从来没有变过。

  暮春的岳麓山,林木苍翠,岳麓书院现在的主体建筑有头门、大门、二门、讲堂、教学斋、半学斋、湘水校经堂、明伦堂、百泉轩、御书楼、文昌阁、明伦堂、大成殿等。大门始建于宋代,现存大门建于明代正德四年(1509),正上方悬挂宋真“岳麓书院”御匾,大门旁悬挂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介绍,这是一个流水对。相传清嘉庆年间,书院大修,完工后,学生们请山长袁名曜撰写对联。袁出了上联“惟楚有材”,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意思是楚国(特指湖南)人才众多;众人苦思下联时,贡生张中阶脱口而出“于斯为盛”,语出《论语·泰伯》,意思是在书院尤其兴盛。

  这副对联正反映了岳麓书院千年以来人才辈出的盛况。宋朝的岳麓山曾流传民谣“道林三千众,书院一千徒”;南宋时,这里成为湖湘学派的学术,全国理学重镇;明末,把中国古典哲学推向高峰的王夫之曾在这里求学;清中期后,魏源、曾国藩、左棠、杨昌济等,也都从岳麓书院的大门走出。

  萌芽于唐末五代的民间书院,在北宋初年兴起了办学热潮。开宝九年(976),潭州太守朱洞把岳麓山上智璇等两位僧人兴办的一所学校雏形,扩建为书院,岳麓书院由此诞生。

  古代书院的院长被称为“山长”,这个名称也源于唐末五代,因为书院聘请的掌教之人,多是品学兼优、居山林而不做官的学人,加院也多依山而建,故名。岳麓书院见诸史料记载的第一位山长名叫周式,是一位著名学者,于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正式上任。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院院长朱汉民在《岳麓书院》一书中说:“岳麓书院一开办就受到的支持和帮助,而且后来历代重兴,也多由地方官员主持,是岳麓办学的一个特点。”

  当时的岳麓书院正赶上北宋最繁荣的阶段,学生有数百人。办学办得好,好到惊动了宋真,他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召见了周式,还任命他为国子监主簿,留在宫中。但周式无心留在庙堂,回岳麓执教。宋真也算爱才,不仅答应了他的请求,还赐了衣物鞍马、内府书籍,并书“岳麓书院”匾额。至今,岳麓书院内还存有明代石刻,即为宋真手迹。

  北宋后期,岳麓书院被纳入“潭州三学”,即当地的潭州州学、湘西书院、岳麓书院三所学校,三个等级,学生通过考试,逐级上下,而岳麓书院是最高级,实际上成为地方的最高学府。

  雍正年间,清从转为扶持(实际上也是控制)书院,并由出资资助一些省会重点书院,岳麓书院再次成为湖南的“省城最高学府”。乾隆八年(1743),乾隆御书“道南正脉”,表彰书院理学之功。

  尽管与官家关系密切,但岳麓书院仍然保留了一定的性,尤其在学术方面。这种始终贯穿的学术的氛围,在南宋激荡出了回响。两位理学大师的相遇,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讲,闪耀了那一片智慧的星空。

  岳麓书院副院长李清良说,后世称宋代“程朱”理学,而事实上从二程(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去世,到朱熹(1130~1200)成长起来之间,学术界有一个空档期。这段时间内,理学造诣最高的是胡宏(1102~1161)。

  胡宏祖籍福建崇安,父亲胡安国是北宋末期著名的家,后迁居湖南。胡宏从小跟随父亲学习,后又师二程的杨时和侯仲良,成为二程去世后的一段时间内,整个中国理学界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也被后世认为是湖湘学派的奠基者之一。

  我们的主角——岳麓书院在南宋修复后的首任主教张栻(1133~1180)登场了。他是胡宏的,学术的传承与人的承继,在此完美地接上了。湖湘学派是两宋之交理学最重要的学派,岳麓书院亦成为全国学术重镇。

  张栻与朱熹、吕祖谦(1137~1181)齐名,并称“东南三贤”,再加上一位陆九渊(1139~1193),他们年龄相仿,学识相当,主持岳麓、白鹿洞、丽泽、象山四大书院,一时风光无限,堪称南宋最豪华的朋友圈之一。

  如果岳麓书院是一部电影,乾道三年(1167),这部电影的第一幕,两位大咖,张栻和朱熹相遇。这在当时也许只是一次高水平的学术会讲,但余波千年不绝,开书院会讲之先河,比淳熙二年(1175)朱熹和陆九渊兄弟的鹅湖之会还早了8年。

  好,我们把镜头推到那一天,1167年9月8日,从福建崇安启程的朱熹抵达长沙。他在当时已经颇有名望,听说他要到岳麓书院的通告,迷弟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探访时,也见到了位于书院头门南边的“饮马池”,脑补当年人山人海的盛况,如今大概只有流量明星的粉丝能够复制——朱熹和张栻,就是当年最耀眼的星!

  朱张讨论问题十分热烈,一度“三日夜而不能合”。讨论的焦点有“太极”“仁”“中和”“已发未发”“察识”与“涵养”的先后问题等。比如,湖湘学派主张“先察实后持养”——先认清人性中的善端、仁体的表现、生命的普遍真理,再去用功;而朱熹认为,要认清自己很难,要花费很多时间,这过程中就不用用功了吗?

  尽管观点有差异,但会讲的气氛是愉快的,双方求同存异。之后数年,朱熹的一些学术观点又发生变化,张栻的观点又接近于朱熹,可见他们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

  古代交通不便,车马都慢,见一面都不知下一次是什么时候。所以那段时间,朱熹和张栻几乎天天在一起,四处游览,互赠诗歌,在青山绿水间留下许多佳话。

  现在,从岳麓书院的园林到后山门,有一条长两百多米的游廊,廊中有二亭,一为“道中庸亭”,一为“极高明亭”,是为纪念朱张而建。应该在某一天,朱张二人也相伴走在穿梭于岳麓书院的一条小上,讨论着某个哲学命题,而这条,现在就在我们的脚下。也许,它就是我们中国著名的“哲学小径”?

  张栻不仅是一位学者,更是书院的领导者。由他开始,岳麓书院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一是教学旨,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仅为应付科举考试的教学,提出书院应该教育培养一种“济民”的人才;二是教学方法,从诵习词章到师生之间“问难论辩”,大大活跃了学生的思想;三是机构功能,在教育之外增加了学术研究,不同学派的学术大师在此展开学术讨论(会讲),岳麓由此迅速成为闻名全国的学术。

  惺惺相惜,终有一别。朱熹再一次来到湖南,已是27年后的绍熙五年(1194),老朋友张栻已经去世十几年了,但书院还在。朱熹以荆湖南转运使知潭州,着手振兴岳麓书院教育:给编制(聘请老师,增加学生名额)、给地(修建书院建筑,置学田50顷)。

  当然,朱熹对岳麓书院最大的贡献不仅是“金主爸爸”,影响更大的是,他颁布了《朱子学院》,使岳麓书院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学规。肖永明说:“朱熹反对当时官学中‘务记览,为辞章,钓声名,取利禄’的流弊,想在书院中树立一种新的学风。”

  朱熹所定的学规,提出“修身”“处事”“接物”之要,作为实际生活和思想教育的准绳,其中包含着着重人格教育,提倡、自律等原则,反映了理学的传统学风。朱熹把“学、问、思、辨、行”定为“为学之序”,书院在教学过程中注重思考、知行统一,这在今天看来仍然不过时。

  李清良说,湖湘学派有个传统,“道兼体用”:一方面注重“体”,要求为学有一种高远的境界,不至于沦为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另一方面又注重“用”,重视在实践中体现“本体”,所以理论性和实践性都非常强。同时,湖湘学派还强调“道为全体”,即方方面面都要做得好,特别注意吸纳各种思想。

  因此,尽管理学根基深厚,但岳麓书院并没有关起门来办学,而是以空前的姿态接纳各家学说。在书院历代的“客座教授”名单上,理学、心学大师群星闪耀。

  明正德二年(1507),王阳明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12月从启程,次年春,道经长沙,来到岳麓书院。当他踏院的小,朱张旧事已经相去数百年,但哲学的和这条小一样,不随事迁。

  此后近百年,王门后学徐爱、季本、邹守益、罗洪先、王乔龄、罗汝芳、张元忭、邹元标等,相继到此,漫步于中国著名的“哲学小径”。

  清代,一些从事诂经考史的家主持书院,力矫科举应试之弊。乾隆年间家在岳麓书院,就颇注重培养学生“通晓时务物理”的务实学风。

  道光年间,全国书院科举之风盛行,很多书院已经沦为八股文培训班。家阮元(1764~1849)的、时任湖广总督兼湖南巡抚的吴荣光(1773~1843)不满此风,在岳麓书院设置了湘水校经堂,致力于培养通经史、识时务的经世致用之才。郭嵩焘、左棠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李清良说,大师纷至,但岳麓书院并不“跟风追星”,对每一种学说的吸收都以自己为基础,基本原则是“补我之缺”。

  以心学为例,心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强调人的主动性,如果极端就会妄自尊大,过于简易而忽略了实在功夫。岳麓书院得益于根深蒂固的朱张传统,始终没有那种浮诞不逞、空谈的习性,保留了重践履、务实学的传统。

  2017年,岳麓书院成立海外学术交流中心,与众多在汉学研究、东亚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国外一流高校,如剑桥、哈佛、京都等,建立了实质性联系,互派师生、交流人才与学术。

  “回顾岳麓书院的发展历程,我深刻地感觉到,我们是传统的,也是国际化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从来不是的,而是包容的。我们不会独霸,也不害怕失去自己的地位,界学术之林中永远拥有自己的。”李清良说。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社会急剧变革的近现代,书院亦莫能外。清末,千年书院也面临着学制的重大。从1903~1926年的短短20多年里,发生了从岳麓书院——湖南高等学堂——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湖南大学的变化,完成了从传统书院到现代大学的学制变革。

  岳麓书院副研究馆员谢丰介绍,最初,岳麓书院只是对一些课程设置进行改变。光绪年间,山长王先谦将教学内容分为“经义”“治事”两门,增加算学、译学两门“”,还在每月的院考中废除八股文的内容。王先谦还购买宣传“新学”的《时务报》发给学生读。

  不过,受制于时代,王先谦的立足点依然是“中学为体,为用”,他反对对书院制度作根本性变革,而是试图在书院之外增设学堂以传授。

  随着维新运动在湖南的兴起,王先谦与维新派的谭嗣同、熊希龄等一道,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办了湖南第一所新式学堂——时务学堂。梁启超也在这一年11月抵达长沙,拟定了《时务学堂学约十章》。时务学堂在维新派的主持下强调融会,将学习《春秋公羊传》《孟子》与的思想相结合。戊戌变法失败后,时务学堂停办,随后改为求实书院。

  然而,历史的车轮已经滚动,教育已是大势所趋。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采纳张之洞等人的,下诏全国书院改为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新到任的湖南巡抚赵尔巽将岳麓书院改为学堂,并将由时务学堂改制的高等学堂迁入,合并为湖南高等学堂,课程有、史学、国文、舆地、算学、物理、化学、生理、英文、体操等。

  至此,延续千年的岳麓书院,从书院发展成为一所近代高等学堂,开始了近代教育的新阶段。此后又历经多次变革,终于在1926年,于岳麓书院旧址成立省立湖南大学,1937年改为国立。1950年,手书“湖南大学”匾额,新的时代又开始了。

  清末,各级书院都改制为西式学堂,当代的一些大学、中学、小学就是由书院改制而来,但能保留书院名称并承担原有功能的极为罕见,很多只留下了几间屋舍,成为名胜古迹供人凭吊。而岳麓书院既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又是湖南大学的史哲学院,继续承担教学科研功能。

  究其原因,李清良认为,一般的传统书院在清末改制后,往往只成为小学堂或中学堂,但地处省会的岳麓书院由于历来注意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思想创新并重,不仅是湖湘地区的最高学府,更是湖湘文化的中心和象征,因此自然而然地成为湖南省高等大学堂,并最终在时期发展为湖南大学。此后的湖南大学虽然不断扩展,但始终以岳麓书院的原有空间规模为基础,并且始终以继承和岳麓书院的千年传统为职志。

  曾在1932年、1940年、1944年3次任湖南大学校长的胡庶华,在其撰写的《湖南大学校歌》中明确表示“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既要求承继岳麓书院千年办学的传统,又要求学习欧美的文化教育所长。

  2009年,岳麓书院开始实施本科生导师制,肖永明在《书院传统与当代大学教育》一书中介绍:学业导师由教师担任,全面负责学生的成长,包括思想和学业,每两周必须有两个小时见面时间;生活导师由品学皆优的博士生、硕士生担任,每位导师指导三四名本科生,交流的形式相当灵活,可以走进学生宿舍,也可以与学生一起读书、远足,开展各类文体活动;班级导师由教师担任,负责一个班级的学习、生活等方面的指导工作;学术兴趣小组导师由教师担任,引导一些学有余力、好学深思的本科生亲近和了解学术,引导他们学术研究之。

  师生之间的密切关系,依稀可见当年教学相长的盛况。因为亲近导师,许多学生的人生道也由此改变。岳麓书院的新生常常会听说一位学长的故事:他大一进校时,人生计划是考公务员,经过一年在书院的学习生活,大二时的目标改为要做学术研究,现在,他在复旦大学硕博连读,成为一名优秀青年学者。

  南宋末年,蒙古铁骑南下。德祐元年(1275)9月,元右丞阿里海牙兵围潭州,湖南安抚使李芾率军民数月,弹尽粮绝。在这场的战争中,岳麓师生荷戈登城,绝大多数都在守城战斗中,被后人誉为“南轩先生(张栻字敬夫,号南轩——记者注)岳麓之教,身后不衰”。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岳麓书院旧址上成立的湖南大学为日军空袭,不得不迁址辰溪,但仍办学,并有一批学生投笔从戎,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1945年9月15日,长衡地区侵华日军投降仪式在湖南大学举行,岳麓师生山河重圆。

  一代一代的岳麓师生,用生命证明了千年弦歌不绝,楚材于斯为盛。清代岳麓书院的一位山长旷敏本(1699~1782)写过一副对联:

  这副对联原联被日机炸毁,此为后人补书,为学子士人提供了一种人生态度和文化担当。登赫曦台上,看风云变幻,岳麓书院的故事,还要继续讲下去。

  南宋德祐元年(1275):元右丞阿里海牙兵围潭州,岳麓师生荷戈登城,绝大多数在守城战斗中壮烈

  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巡抚丁思孔进行大规模重建,翌年康熙御书“学达性天”,并十三经、二十一史、讲义送至书院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先后有省立克强学院、国立师范学院、私立大学等学校并入湖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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