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春,孙久文在高中毕业后到毗邻顺义县城的平各庄胡各庄大队(现已变为仁和社区)插队。两年后,孙久文回城,在西城区副食品管理处的一家副食商店做了一名售货员。
1977年7月,同志复出主持工作。同年9月,恢复高考的消息给整天在针头线脑、酱油醋中打转儿的孙久文带来了希望。
高考恢复的第一年,孙久文报考了大学。在他的记忆中,公布成绩时他的总分为324分(当年满分是400分),四科的平均分数在80分以上。当他踌躇满志地等待录取的时候,却没在榜单上找到自己的名字。
“为什么没录取我?”他忐忑、失望地询问高考办的人。他们翻阅试卷和档案后告诉他:“大学退回档案的理由是政审不合格。”
从秋到春,时间如手缝中流走的沙。父亲看到他郁郁不得志的样子,十分心疼,劝慰道:“别再找了,不如再考一次。高考也不是只有一次。”
听了父亲的话,孙久文摆脱委屈、不满的情绪,“既然理科不要我,我就改考文科。”他一边上班,一边复习。
复习和考试都非常顺利,这得益于他上中学时,赶上第一次复出的同志主抓教育和科学。学校对教学抓得紧,让他打好了文理科的基础。
换专业这事儿,一直让孙久文印象深刻。起初,他报的是党史专业,在录取之前,他收到一封厚厚的信。信中的大意是人大复校不久,在原有稀少的专业中,新增了若干专业。他从信纸中列举的专业中看到了“生产布局”四个字。尽管他并不清楚它背后的含义,当时觉得这个专业名很好听。于是,他改了志愿。
当时在人大学习,班上的同学年纪普遍偏大。年纪最大的同学比孙久文大十岁。在一个专业里,每个省招收1-2人,这样设置的目的是希望毕业后,他们回到各自的省份,做计划经济工作。
同学们的出身都不同,有插队知青、农村青年等。第一天报到后,在长大的孙久文给同学们帮忙。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姗姗来迟的同学。他挑着扁担来报到,前面挑着铺盖卷儿,后面挑着书本。
他进屋后,出人意料把扁担一放,身体站得笔直,声音激昂地说:“有什么任务,请马上给我分配。”后来孙久文了解到,这位同学之前是村里的民兵队长。“同学们都很淳朴,学习都非常用功。停滞了十年的高考终于恢复了,当时社会上积攒了一大批人。大家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孙久文感慨道。
进入专业学习后,他才知道生产布局专业的真正含义。当时我国是计划经济,生产布局的任务是如何为国民经济进行生产配置。比如,当年辽宁建设钢铁厂,主要是因为、有丰富的铁矿资源,有煤炭资源,营口的海港便于钢材运输。“生产布局所研究的内容是比较具体的。”
上个世纪80年代,一批国内学者留学海外。他们把较为流行的区域经济学、区域科学理论引入国内,逐渐创立了中国的区域经济学。国内的生产布局专业、经济地理专业也逐渐改为区域经济学。
在创立和发展中国区域经济学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的刘再兴教授、周起业教授、张敦富教授,大学的扬吾杨教授、胡兆量教授,以及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陈栋生教授等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今天我们拥有的良好科研和科研基础,与当年前辈们在区域经济研究中的奋斗密不可分。”
上个世纪80年代,孙久文参与了农村发展和山区发展的研究,包括新农村建设、旧村等。1998年,他被聘为市人民的专家顾问。
2000年,宣武区成立了专家顾问组,专家们为旧城和城市建设问题提供。“尽管只有十余位专家,但他们都是重量级的前辈,如郑效燮、罗哲文、黄国雄等,还有我的大学同学黄序等。”有时也请王世襄、王世仁等大家一起开会,议论旧城的问题。当时,专家们更多地介入旧城的研究。从小在长大的孙久文,也有机会提出自己对旧城发展的。他还参与了宣南文化、会馆、天桥演艺区的规划等。
“学经济学的人,看待事物比较客观。但我们看问题总是冷冰冰的,尤其缺少对人文关怀的思考。”在与文物大家接触的过程中,孙久文感受到他们完全是出于对城市的热爱,心地投入到旧城之中。这也提升了他对古城的认识。
他在参与会馆时,感触颇深。会馆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在我国明清时期由同乡或同业组成的一种封建性团体。会馆是当时科举制度和工商业活动的产物,大体可分为三种:试馆、行馆和仪馆。
据统计,当年宣南地区的会馆有140-150所。除了规模较大的湖南会馆、安徽会馆,还有很多小型会馆。如果不,它们就会慢慢消失。“我们很擅长景点,却不注重古城的风貌。后者才是旧城的真谛。”
孙久文年轻时,喜欢下象棋、打桥牌。1985年,他在人大留校后,和搭档们连续十年获得“钟声杯”桥牌比赛的冠军。“后来,教书、搞科研,儿子也慢慢长大,我的这些技能都荒疏了。”孙久文笑道。
时光荏苒,物换星移。孙久文在人大执教已有33年了。他能下来,一方面,是被人民大学的文化底蕴所吸引,另一方面,是出于对区域经济学的爱好。“研究区域经济有很多机会满足我的好奇心。我经常跟学生们说,我去过的城市比没去过的多。”虽然他今年62岁,依然带着学生去外地调研。孙久文也喜欢到处走走看看,就像古代的地理学家一样,踏遍祖国的山川河流,探究当地的人文地理、自然风貌、风土人情、名胜古迹。
“区域经济学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区域的空间结构随着条件的变化,总有意想不到的热点出现。”研究区域与经济的关系,也要考虑大自然的因素。想要把它们说清楚,要下很大功夫。
例如,当前国人都十分好奇雄安新区未来的样子。2018年4月14日,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对《雄安新区规划纲要》的批复。“并不是公布了规划,就没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了。”孙久文强调。
这座新城的定位是什么?像日本筑波科学城,还是兼顾总部经济等其他经济形式?未来雄安新区到底能容纳多少人?新城建多大合适?在教育方面,是让国内的高校到雄安新区办分校,还是干脆办一所雄安自己的大学更高效?我们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深入探讨。
尽管区域经济不断出现新问题,推动学者去研究,但也有不少挑战。对孙久文来说,承担一个地方课题最大的挑战是与当地地方的交往。随着地方官员的素质和水平越来越高,对课题本身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过,这些困难都能克服。”孙久文笑道。
与区域规划或城市规划的项目相比,他更喜欢带着学生们去做有研究性的课题。因为前者可能会把学生训练成一名城市规划的工匠,而后者却能培养学生研究和思考的能力。
去年,孙久文承接了国家发改委县域经济的调研项目。他带着十几名学生一起到江西省、自治区、省调研,并形成文字报告。“做课题的花费比课题经费还少,但能让学生们通过调研,理解县域经济的发展脉络,这就是最大的价值。”孙久文指着一摞崭新的调研报告欣慰地说。
2017年8月29日,朝鲜发射了一枚导弹,该导弹从日本上空飞过,最后落入太平洋海域。事发之后,日本和纷纷朝鲜的行为。
孙久文觉得这位学生很有想法,向他解释:联合国曾,主权国家领陆和领海垂直向太空100公里之内的空间,称之为领空。如果朝鲜的导弹在日本上空超过100公里之上就没有日本的领空权。
为什么不去知识付费平台展示自己的能力?记者不是第一个这样提问的人。“我只是没有兴趣。虽然科研工作远没有在那些平台上赚得多或吸引人,但做知识达人必然会手头上的科研项目和研究活动。我现在还不想抛下它们。”孙久文耐人寻味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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