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大学制度文化建设之思

　　大学制度是大学的基本载体，大学则是大学制度的灵魂，只有将大学融会于大学制度中，并通过这些制度安排使大学人自觉将这些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才能形成良好的大学文化，确保大学组织持久的生命力。因此，加强大学制度文化建设是新时代大学文化建设之根本。当前，大学制度文化建设应以大学章程的制订为依托，以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为基础展开，这是新时代大学文化发展的必由之。

　　近年来，我国大学文化建设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高等教育领域呈现出新的发展局面，当前在“双一流”建设、“互联网＋”时代等背景下，高等教育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本文拟对新时代大学制度文化建设的意义、和径做探讨，祈方家。

　　１９９９年，“通识教育与大学文化发展—海峡两岸跨世纪大学文化发展研讨会”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这是大学文化研究兴起的重要标志之一。２００２年，王冀生先生的《现代大学文化学》一书出版，该书从理论的高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现代大学的文化内涵，构建了大学文化学的基本框架。同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大学、大合组建的“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成立，此后全国逐步形成了大学文化研究和建设的热潮。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众高校的大学文化建设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倾向“重物质、轻；重工具，轻价值；重短期效益，轻长远利益”［１］。很多高校为改善师生的学习和工作条件、形成良好的育人，纷纷加快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学生宿舍等基础设施建设，各种校园景观和雕塑也应运而生，形成了一些文化标志物，在物质文化建设方面成绩斐然。另一种倾向则是另一极端，将大学文化理解为抽象的文化，这在实践中表现为各高校对大学和进行系统梳理和理论提升，通过各种形式，如校史教育、校训标识、学习讨论、校唱等在师生中广泛宣传这些文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我国正在加快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而大学文化是大学最重要的软实力，没有大学文化的支撑难以实现这一宏伟的目标。怎样克服大学文化建设中片面化的倾向，在新时代开创大学文化建设蓬勃发展新局面？这是亟待我们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上述片面重视大学物质文化和将大学文化化的做法都是有失偏颇的，无助于大学文化建设深入、持久、扎实的进行。大学文化建设中除了物质文化建设和文化建设外，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内容—制度文化建设。

　　大学制度是大学人共同遵守的规章和准则，是规范大学组织行为，保障其正常运作的一系列规则、程序和机制。制度不是盲目、自生的，它是人们有目的进行建构的产物，制度里面蕴含着制定者的思想和价值判断，是特定组织或群体和的外在表现。反之，制度的设计和运行又会培育和影响组织文化，对组织中每个人的世界和言行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所谓大学制度文化建设就是有意识地在大学制度中融入大学和，同时又将大学制度中体现的思想和内化为大学人的价值追求和行为观念。制度主义选择论认为由于组织的制度安排会影响个体的利益，因而组织的个体会采取各种策略以使制度安排符合自己的利益且实现利益最大化，这可能导致组织目标的偏离和的沦陷。所以，大学组织必须有意识、有目的地按照大学组织目标和大学发展规律进行大学制度文化建设，而不能任由大学制度的设计由各种利益博弈所主导，也不能任由组织选择性地执行制度，大学制度文化建设是一种积极主动且带有导向性的行为。

　　诚然，大学物质文化彰显着大学人的思想和追求，重视物质文化无可非议，但若仅限于此而忽略了大学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建设，则可能导致大学文化建设重心的偏离。同样，大学文化是大学文化的灵魂和核心，但若仅限于梳理和宣传大学的文化，则会使大学文化化、口号化，使大学文化建设流于抽象和空泛，失去进一步发展的根基。故大学文化要体现在具体的制度中，需要有相应的制度来保障，大学制度文化建设是大学文化建设的根本。

　　大学发展史告诉我们，一部大学史就是一部制度建设史，就是一部大学制度文化的发展史。１９世纪初，以洪堡大学的建立为标志，大学成为大学竞相学习的典范，洪堡大学被誉为“现代大学之母”，而其主要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民族的哲人们对大学的的阐述，而（更）是因为这个国家的教育官员和教育专家们为体现这个所进行的制度创新”。［２］虽然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如帕勒切克（ＳｙｌｖｉａＰａｌｅｔｓｃｈｅｋ）等学者就认为“大学在组织和制度方面基本沿袭了传统的大学模式，没有什么创新”［３］，但事实上，“洪堡的大学发挥了‘扳道工’职能，为大学乃至大学确定了发展的方向”。［４］的确，大学的建立不仅仅是一场以观念为主导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确立了近现代大学的和发展，以威廉·冯·洪堡（ＷｉｌｈｅｌｍｖｏｎＨｕｍｂｏｌｄｔ）为代表，集费希特（ＪｏｈａｎｎＧｏｔｔｌｉｅｂＦｉｃｈｔｅ）、施莱尔马赫（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ＤａｎｉｅｌＥｒｎｓｔＳｃｈｌｅｉｅｒｍａｃｈｅｒ）、谢林（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Ｊｏｓｅｐｈ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等近现代知识智慧于一体的“洪堡”影响和推动了大学一系列制度的产生，如校长选任制度、教师开设制度、学生选择课程制度、课堂研讨制度、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制度，以及对教授资格制度的修正和创新等，正是有了这些创新的制度，才使“洪堡”得到了充分体现和实践，否则也只是躺在哲人学者书本里的空洞。蔡元培对大学的也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来实现的，如以“学诣”为原则的教师聘任制、以评议会和教授会为基础的教授治校制、废科设系制、选科制（学分制）等，这些制度中体现了“学术”“思想，兼容并包”等蔡元培的高等教育和近现代中国大学新的制度文化。

　　历史事实表明，大学需要有相应的制度来体现，大学制度是大学的基本载体，大学则是大学制度的灵魂。只有将大学融会于大学制度中，并通过这些制度安排使大学人自觉将这些内化为自己的和价值追求，才能形成良好的大学文化，确保大学组织持久的生命力。因此，加强大学制度文化建设是新时代大学文化建设之根本。

　　加强大学制度文化建设既能克服过去大学文化建设片面化倾向，避免大学文化建设物质化和化，又是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有效途径。现代大学制度既涉及大学与社会、大学与关系的协调，又包含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因此，大学制度文化建设也包含外部建制和内部建制两个部分。外部建制主要指国家与行政部门的方针、线和相关政策法规中体现出大学的，它对大学的发展起到导引和制约作用；内部建制则指在大学的运行体制、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中体现大学和。当前，大学文化建设应以大学章程的制订为依托，以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为基础展开，这是助力大学“双一流”建设，推动新时代大学文化发展的必由之。

　　大学章程承载着大学，是建立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的根本保障，大学制度文化建设中首先要高度重视将大学融入大学章程的制订中。中世纪诞生的巴黎大学、大学、剑桥大学等古典大学大多获得了国王或颁布的特许状，这些特许权体现了大学组织的一种独特文化—契约，为大学文化传统—学术和大学自治提供了外部保障条件。我国近现代大学虽建立时间不长，但却十分重视制订大学章程，重视依校，清末我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就是按照“先建章程，再兴学校”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其立校章程—《天津中堂章程》是北洋大学堂１８９５年建校至１９０３年间的办学指南，它的批准和执行标志着我国近代大学制度文化的开端①，为之后我国大学制度创建和制度文化提供了范例，体现了我国大学“先建章后立校”的大学化办校思想。同时，章程中也蕴含了诸多大学，如章程制订的核心是“体用”，指导思想有“通才和专才培养相结合”“兴学强国”等，章程中将这些制，所确立的教育分级制（头等学堂与二等学堂的划分），以及专业和课程设置、管理人员遴选、教习安排、经费管理等制度都体现了“体用”的主张。北洋大学堂循章建校，将办学和思想渗透、融入章程并通过章程将它们制，可谓是我国早期大学制度文化建设的探索。

　　我国自２１世纪以来，全国各大学开始陆续制订大学章程，但制订出来的大学章程却呈现“千校一面”的局面，在形式、结构、内容上高度相似，这表现在有的大学章程缺少章程制订的核心和本校大学文化特色，有的大学虽提出了自己的办学和，但在章程中却没有制订相应的制度与之相匹配，涉及课程设置、教师聘任、经费管理等制度的条款却流于形式，呈现简单化和趋的特点。大学章程是大学的“宪章”，《国家中长期教育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以下简称《纲要》）中明确指出要“加强章程建设”（《纲要》第十三章第四十条），“学校要建立完善符律、体现自身特色的学校章程和制度”（《纲要》第二十章第六十四条）。大学章程是大学存在和运行的性基础，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意味着首先要以大学章程的制订为依托，即要在大学章程中体现大学文化的特色并制定与之相匹配的大学内外部制度。

　　目前，中国的大学治理结构是“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管理”，但这仅是一种或者说是制度框架，当务之急是各高校要在承继传统、立足现实和放眼未来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制订和创新与之相适应的各项具体制度，从中体现出新时代中国大学制度文化的新风貌。

　　第一，传统。我国大学在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探索，形成了一些经典性的大学内部制度，具有大学文化建制的优良传统。例如：１９１８年，大学创立的学术休假制，体现了国家化的办学，后来中山大学、交通大学、武汉大学等也相继实施该制度，推进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蔡元培对大学教师聘任制的，体现了“大学乃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和“思想，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又如：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学的教授会、评议会制度，体现了教授治校的大学。这些都是大学文化制度建设的典范，值得今天的大学继承和。大学广泛网罗人才、研究高深学问、提升国际化水平、教师参与大学管理、教授治学等至今仍须落实在大学内部管理制度之中。

　　第二，现制。大学制度文化建设：一方面，要根据进行制度配套和制度创新；另一方面，还要防止既有大学制度失去的支撑，出现空洞化和偏离化现象。大学“双一流”建设首先需要有一流的大学制度。当前，中国大学治理中需要着力解决行政和学术混淆、学术管理制度不科学、校院系权责不明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大学应根据现实情况对已有的制度及时进行修正和调整，如大学的校理事会和董事会制度、教师聘任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校务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制度、学术评议制度、科研管理制度等都有待进一步和完善。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很多高校的教师考核制度亟须进行。很多高校过于依赖教师的项目数量、课题经费、论文级别和著作篇幅等量化指标来考察教师的科研情况，从而造成浮躁的大学学术风气，这与《国家中长期教育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所的“尊重学术，营造宽松的学术”的大学相去甚远，因而需要大力，以建立起科学的教师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

　　第三，应对未来。随着网络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现代科技的进步，社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２０１２年被称为“ＭＯＯＣｓ元年”，这一年，“互联网＋高等教育”发展起来，大规模在线课程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就连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等世界顶尖大学也纷纷加入其中，形成了Ｃｏｕｒｓｅｒａ、Ｕｄａｃｉｔｙ和ｅｄＸ三大国际慕课平台。近年来，中国大学慕课建设呈井喷式增长，多所知名大学在国际课程平台上开设课程。据统计，２０１８年中国已有“３，２００余门慕课课程，５，５００万人次学习者，中国慕课数量已位居世界第一”。［５］以慕课为基础，一些新型大学教学项目相继建立，如英国大学ＦｕｔｕｒｅＬｅａｒｎ项目、法国数字大学的ＦＵＮ－ＭＯＯＣｓ项目和美国密涅瓦大学的Ｈ－ＭＯＯＣｓ项目等，虚拟大学、大学等应时而生，这些教学形式使大学教学超越了时空，打破了大学的边界，完全了我们对传统大学的概念，互联网上、移动端上的高等教育形态已经呈现在我们眼前，大有未来已来的趋势。这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大学的定义。传统的大学制度文化是以封闭式校园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而在式的大学模式中又将如何延续和发展这些传统？事实上，大学制度文化从历史中走来，又扎根于现实的土壤，历经岁月它总是在不断创新，这种特点使大学始终站在文明发展的前沿，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当今在慕课教学中，学习者成为关注的重点，、共享、自主等构成大学的新元素，这种新的大学必将推动新型大学制度的创生，而新的大学制度中必将体现出共享包容、和自主探索等新的大学文化。

　　克拉克·科尔（ＣｌａｒｋＫｅｒｒ）曾说“纽曼的古典大学像一个村，弗兰斯纳的现代大学像一个镇，当代的综合型大学则像一个城市”［６］。事实上，“互联网＋高等教育”时代的到来使大学突破了它持续了近千年的传统疆界，知识和文明所在的地方就是大学存在的地方，新时代的大学制度必然有新的创新，新时代的大学制度文化必然呈现新的特点。雅思贝尔斯认为“大学的目标应该是塑造整全的人”［７］，“整全的人”是和身体、个性和社会性都得到充分发展的人。我们不能把大学的制度安排简单作为一套人才和学位生产流水线程序来设计，那样是培养不出“整全的人”的，而应在其中注入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并让大学人在这些制度安排中其内核，以之规范自己的言语行为并形成自己的。大学是一种具有独特追求和文化的社会组织，大学制度文化是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制度文化的一部分，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学的价值和品质，新时代大学制度文化建设任重而道远。（作者：傅林，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３］陈洪捷．洪堡大学的影响：从观念到制度［Ｊ］．大学教育评论，２０１７（３）：５．

　　［４］陈洪捷．洪堡大学的影响：从观念到制度兼论“洪堡”［Ｊ］．大学教育评论，２０１７（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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