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关于下层的历史。在本书中，我们既可体会到微观历史下日常生活的丰富多彩、街头文化的引人入胜，亦可看到近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剧变的宏大叙事。当历史舞台总是被精英的话语霸权所左右之时，本书则从社会的最底层、从历史上没有留名的的角度，来看人民在改良、以及社会中的，发出了他们失去了一个旧世界，但并没有得到一个新世界这样的悲叹和沉重的结论。
从作者对下层公共空间与日常生活关系细致入微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他对于下层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注。作者拨开层层覆盖的历史法埃，让后人看到在那些变幻炫目的旗号和悦耳动听的口号下，下层是怎样一步步了他们的空间和文化传统的，同时又了是怎样拿起“弱者的武器”为自己的命运而的。
本书以其在学术上的重要性、原创性、深入的研究、方法的精湛、论证的力度，以及对城市史研究领域的重大贡献，于2005年荣获两年一度的“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最佳著作”。
王笛，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特邀研究员，2003和2004年任旅美中国历史学会会长。曾在美国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等任客员研究员。
著作《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1993年初版，2001年再版，2002年繁体版）是国内外的中国区域史研究的代表作。其英文新著《茶馆：成都的小商业、日常文化与公共，1900—1950》（The Teahouse:Small Business,Everyday Culture,and Public Politics in Chengdu,1900—1950）即将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目前正在撰写其成都茶馆研究的第二卷（1950—2000年部分）。
本书探讨了在社会转型和时期一个传统中国城市的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这是关于国家怎样影响一个地区普通人们生活的代表作。
这是一项非常深入的研究，并配有精彩的插图，给我们显示了在邻里穿梭的小贩和工匠、打扰居民的乞丐和、教仪式和娱乐，以及那充满活力的茶馆。这是中国新一代年轻历史学家在社会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的一个优秀代表作。
王笛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其以一个城市为基点，从而使过去的模糊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过程变得清晰起来。
本书纵论国家、精英、下层三者间在大众文化问题上的合作、斗争和。……随着本书的出版，将大众文化在中国各地区以及中国内外地区之间进行比较研究成为可能。
摒弃精英们的，从下层的眼光来描述成都街头文化，不仅更生动和全面地再现了历史画面，而且能对传统文化的价值以及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有一种全新的认识。现代城市的街道越来越美观，街头越来越繁华，但是却缺少街头文化；人们只是街头的匆匆过客，城市因此而缺乏生气。那么问题是，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新的街头文化吗？本书研究的是20世纪前后60年间的成都社会大众文化，意图为今天的读者提供某种。作者在书中避免使用过多的理论和术语，目的在于使本领域的专家，以及其他领域的学者，甚至大众读者都能读懂，而且喜欢看下去，他希望读者从他讲述的故事中去体会他试图表达的学术观点。将学术的严谨与表述的轻松结合在一起，是这本书最大的特点。令人微感遗憾的是，正文前的5幅老地图被缩印得太小且印制模糊不清，影响了编印的品质。
这是一部关于下层的历史。在本书中，我们既可体会到微观历史下日常生活的丰富多彩、街头文化的引人入胜，亦可看到近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剧变的宏大叙事。当历史舞台总是被精英的话语霸权所左右之时，本书则从社会的最底层、从历史上没有留名的的角度，来看人民在改良、以及社会中的，发出了他们失去了一个旧世界，但并没有得到一个新世界这样的悲叹和沉重的结论。
从作者对下层公共空间与日常生活关系细致入微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他对于下层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注。作者拨开层层覆盖的历史法埃，让后人看到在那些变幻炫目的旗号和悦耳动听的口号下，下层是怎样一步步了他们的空间和文化传统的，同时又了是怎样拿起“弱者的武器”为自己的命运而的。
本书以其在学术上的重要性、原创性、深入的研究、方法的精湛、论证的力度，以及对城市史研究领域的重大贡献，于2005年荣获两年一度的“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最佳著作”。
《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与地方，1870-1930》一书，是一部关于下层的历史。在该书中，我们既可以体会到微观历史下日常生活的丰富多彩、街头文化的引人入胜，亦可看到近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剧变的宏大叙事。该书以其在学术上的重要性、原初性、深入的研究、方法的精湛、论证的力度，以及对城市史研究领域的重大贡献，荣获“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最佳著作”。下面内容摘自该书第一部《下层与公共空间》。
街头是适合各种各样人物活动的广阔空间，是公共生活的一个重要舞台。相较而言，茶馆则是小得多的公共场所，但同样吸引了各行各业、三教九流。茶馆又是如此紧密地与街头联系在一起。毫无疑问，茶馆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和社会生活的地方，同时它也承担着从交易市场到娱乐舞台等几乎所有的街头空间之功能。
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教育家黄炎培访问成都时，写了一首打油诗描绘成都人日常生活的闲逸：“一个人无事大街数石板，两个人进茶铺从早坐到晚。”教育家舒新城也写到，20年代成都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人们生活的缓慢节奏，茶客人数众多，他们每天在茶馆停留时间之长让他十分惊讶，“无论哪一家，自日出至日落，都是高朋满座，而且常无隙地。”外国来访者也注意到了这种普遍的休闲文化，如地理学家G·哈伯德也发现成都人“无所事事，喜欢在街上闲聊”。这就是20世纪初成都人日常生活的景观，人们似乎看不到近代大城市生活的那种快节奏。
外来的人们对成都有这种感觉并不足为奇，因为成都人自己便有意无意地推动这样一种文化。正如一个茶铺兼酒馆门上的对联对人们的忠告：“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喝一杯茶去；劳力苦，苦，再倒二两酒来。”在街头摆赌局的地摊主也以其顺口溜招揽顾客：“不要慌，不要忙，哪个忙人得？昨日打从忙山过，两个忙人好心伤。一个忙人是韩信，一个忙人楚霸王。霸王忙来乌江丧，韩信忙来丧未央。……”这些话把成都鼓励悠闲、讥讽忙人的生活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
谁是茶馆的常客？1938年的《成都导游》和1943年的《锦城七日记》列举了两类人：一是“有闲阶级”，二是“有忙阶级”。按一般理解，有闲阶级是指那些地方文人、退休官员、有钱寓公和其他社会上层。有忙阶级则包括那些不得不为生计而工作的人。茶馆里的有忙阶级可分为三类：一是将茶馆作为舞台，如评书和戏曲艺人；二是借茶馆为工作场所，如商人、算命先生、郎中及手工工人；三是以茶馆为市场，如小商小贩和待雇的苦力等。不过，应当意识到，“有闲阶级”和“有忙阶级”的概念十分松散，并非严格的阶级划分。虽然我们常用“有闲阶级”形容那些没有正经工作和享受生活的人，但他们并不是一个阶级而且可以有不同的经济背景。在中国城市里，无所事事的富人和穷人通常都被称为“闲人”。不过，这两个词的确代表了聚集在茶馆里的这两类人。无论经济背景和社会地位如何，他们都共同分享这样一个公共空间。
闲谈和嗜好的聚集茶馆是会友、交易、推销、卖艺、闲聊，或无所事事、观看街头行人的好场所。与工业国家和中国沿海大城市工人严格上下班工作制不同，成都市民基本没有固定工作日程，他们的时间十分灵活。只要他们不工作，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可待在茶馆。20世纪初人曾把成都“沿街营业的饭馆和茶馆”比做“英国的酒吧”，并评论说，这样的地方用于“社会闲聊”时，“危害极小”。这些茶馆有着明显的社区特点，初期一位住在“推车巷”的外籍教师就认为，他所住小巷的茶馆便是“这个巷子的社会中心”。与美国城市里的酒吧一样，成都茶馆也为下层阶级提供了“一个能摆脱窄小住所而度过闲余时光”的公共空间。然而，我们也可以说，茶馆为社会上层人士提供了一个远离宽敞的私家宅院、接近更热闹鲜活的社会生活的场所。
在早期近代美国城市，各种娱乐形式丰富，市民的闲暇活动可以有多种选择。但在20世纪初的成都，特别是当夜幕、街头变得冷清之时，茶馆几乎是那些难耐寂寞的人的唯一去处。茶馆也成为有共同兴趣爱好之人的聚集地，就像一个“社会俱乐部”。如箭术的射德会把少城公园的茶馆作为会址；中山街的茶馆邻近鸽子市，因而成为“养鸽人俱乐部”；百老汇茶馆地处鸟市，便当然被爱鸟人选为大本营。爱鸟人每天早起，把鸟笼挂在屋檐下或树枝上，一边喝茶，一边享受鸟儿的歌唱。当然，养鸟和驯鸟成为他们永不厌倦的谈论主题。一些茶馆，例如中山公园的惠风茶社，就成为定期的雀鸟交易市场。业余川剧爱好者是茶馆中的另一类活跃，他们定期到茶馆唱戏，称“打围鼓”，亦称“板凳戏”，以参加者围坐打鼓唱戏而得名。参加者不用化装，也不需行头，随意，他们自己既满足了戏瘾，也给茶客增添了乐趣。《成都通览》里的一幅画描绘了这项活动。
但是，对茶客来说，闲聊是茶馆最具魅力之处。成都的茶馆，与19世纪汉口的茶馆一样，是“不受阶级议论时政”的场所。在茶馆里，人们可以谈论任何事情，甚至在西门有家茶馆就叫“各说阁”。据《新成都》旅行指南说，人们在茶馆“谈古论今，议论社会，下棋赌赛，议评人物，刺探阴私，妄论闺阁”。人们在茶馆交谈的具体内容留下的记载不多，但所幸的是，《国民公报》有个专栏记载记者所见所闻，其中颇有些是从茶馆得来的，我们因而得知人们在茶馆里抱怨日下，议论新公布的规章，交流各种社会新闻。
各种故事每时每刻可能都在不同的地方上演，茶客们作为“”在茶馆既是看客，又在公共舞台上充当了“演员”的角色。正如R.舍内特（Richard Sennett）所言，巴尔扎克的作品为学者研究19世纪巴黎的生活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那么，成都的地方口头文学也让我们知道了许多关于街头生活的特征。虽然这些故事可能经过了讲述者的渲染，在流传过程中也可能增加或改变细节，但这些故事所烘托的那种公共生活的生动气氛，却是真实可感的，我们也情不自禁地进入到茶馆的那种热闹和自在而又并不烦人的喧嚣和氛围之中。
不过，茶馆也并不是一个毫无的地方，地方精英和在此也并非毫无作为。茶客们的闲聊经常被视为闲言碎语和“”，并被视为茶馆中的“不健康”现象。其实那些所谓“闲言碎语”和“”经常透露了更深层而且值得探索的因素，因而一些社会学家认为，饶舌是“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和“一种表达的方式”。因此，飞短流长“是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表现之一”。J.斯各特更将其定义为大众“日常的一种形式”和一种“的声音”。控制茶馆里的飞语几乎不可能，或许穷人们说闲话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好奇心或开玩笑，而且根据斯各特的理论，允许“人们发表意见，表示轻蔑和不赞同，将降低因不同的文化认同和报复心理带来的”。下层饶舌的主要对象是当地名人或富人，他们议论富人的奢侈生活和豪华婚丧礼，以此来他们对不公平社会的不满；关于某某通奸的让人觉得富人“不”；有权有势者突然的，使人们为“”而。他们在公共场合的，是他们摆脱心中和不满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他们不自觉地运用“弱者的武器”所进行的日常。
作为市场和交易场所的茶馆毫无疑问茶馆是人们休闲的地方，但这远远不是茶馆的全部，实际上茶馆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功能。这就是说，在人们悠闲的背后，在茶馆中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某种形式的经济和交易活动。茶馆被称做“市场”，手工匠以及其他雇工在茶馆他们的技术或劳力，小贩则流动于桌椅之间吆喝其所售物品。他们在茶馆里非常活跃，“喊茶客尚未停声，食物围来一大群。最是讨厌声不断，纸烟瓜子落花生”。小贩的销售方法非常灵活，如果茶客愿意，他们甚至可以按根数而不是包数购买香烟。小贩其他如刷子、扇子、草鞋和草帽等日用品。
茶馆也是一个劳动力市场，许多人在茶馆等候雇用，其中许多是来自农村的季节性劳动力。一般来讲，同类雇工总是聚集在同一茶馆，这样雇主很容易找到他们需要的帮手。据徐维理回忆，当他夫人准备雇一个保姆时，她的中国朋友她去“南门外的茶铺，每天早晨，许多女人都在那里待雇”。可见，20世纪20年代，女人和男人一样都把茶馆作为寻找工作的劳力市场。
茶馆里聚集着“各行各业的人”。很多手艺人在茶馆找生活，为茶客修理日常用品。算命先生常在茶馆里为人预测吉凶。修脚师和剃头匠，不顾卫生条例，也在茶馆里提供服务。一些乞丐甚至在那里卖“凉风”——给顾客打扇挣钱，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乞讨。在炎热的夏季，当一个乞丐不请自来给一个茶客打扇，如果那茶客觉得舒服而且心情不错，他会赏给乞丐几个小钱。茶馆里最有趣的职业是挖耳师傅，他们用十余种不同的工具掏、挖、刮、搔等，尽一切可能使顾客进入一种难以言喻的舒服境界。通常他们的顾客并不一定想要清洁耳朵，只是寻求掏耳过程中的这种感觉。
成都人习惯于把茶馆当做他们的“会客室”。由于一般人居住条件差，在家会客颇不方便，人们便相约在茶馆见。他们经常不用约定，也能在茶馆见到朋友，茶客们一般都有他们固定去的茶馆。据何满子回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在成都为编副刊，成都文人有其特定相聚的茶馆，他就在那里与作者碰头，约稿或取稿，既节约时间又省邮资。居民也在茶馆里商量事宜。即使是人力车夫、收荒匠、粪夫等，也都有他们自己的茶馆。
商人有固定的茶馆洽谈生意，许多交易都在茶馆做成。如粮油会馆以安乐寺茶社交易处，布帮在闲居茶社，走私鸦片、武器的秘密社会在品香茶社活动。南门边的一家茶馆因靠近米市，便成为米店老板和卖米农民的生意场。究竟每日有多少交易在茶馆做成还不得而知，但可以确信数量非常可观。成都并不是唯一将茶馆作为市场的城市，但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茶馆能像成都那样，在普通市民的生活中发挥这么多和这么大的功能。
“吃讲茶”茶馆不仅具有经济、文化功能，而且在社会稳定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成都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市民间的冲突一般不到解决，而是去茶馆调解。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把茶馆看做一个“半民事法庭”。茶馆讲理一般是双方邀请一位“德高望重”的或在地方有影响的人物做裁判，据传教士的观察，这便是过去成都为何“真正的斗殴少有发生”的主要原因，虽然这种说法也许有些夸张。不过，在茶馆里解决的争端通常是市民日常生活和生意上的小冲突，如吵架、债务、财产争执，以及没有涉及命案的殴斗等，否则，事情就要交给衙门处理。
因为这种事情时有发生，所以一些人，特别是当地有权有势的秘密社会首领，成为经常的茶馆调解人。沙汀在其短篇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描写了这样一个调解人：“新老爷是前清科举时代最末一科的秀才，当过十年团总、十年哥老会的，八年前才退体的。他已经很少过问镇上的事情了，但是他的意见还同团总时代一样。那些有科举者、在地方保甲团练中曾经任职者、对地方公益事业积极或有贡献者，都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至于那些大家族的族长、地方的头面人物以及大商号的老板掌柜等，也经常是茶馆讲理的座上宾。
虽然目前还缺乏关于这个活动系统和详细的记载，但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一些有关记录。一位住在成都的外国人描写了出现争吵时的情景，“一旦纠纷发生，人们即往茶铺讲理，众人边喝边聆听陈诉，许多也随之消弭。最后由错方付茶”。但是，如果双方都有错，那双方就有责任分摊茶钱。因此，民间有这样一句谚语：“一张桌子四只脚，说得脱来走得脱”，就是说如果你有道理，不用付茶钱便可走。解决争端有时可能酿成斗殴及伤亡，茶馆也因此遭殃。当此不幸发生，街首和保正将出面处理，参与打斗者将赔偿茶馆损失。
现在鹤鸣茶馆仍然存在，每天顾客盈门，是人们休闲的好去处。（作者2002年夏摄于成都鹤鸣茶馆）
遇到争端，居民们大多喜欢选择茶馆讲理，而不是到地方衙门，这一情况不仅表明人们不信任那些和“糊涂官”，而且也可以反映出地方非力量的扩张。一些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如冉枚烁和罗威廉，曾经十分强调精英活动——灾荒赈济、常平仓、慈善事业、地方修建和其他管理活动——在19世纪中期之后的极大发展，以及其对社会的深刻影响。但他们的分析并未将茶馆讲理这种社会调解包括在内。尽管冉枚烁、罗威廉和史大卫采用“公共领域”的概念来分析社会变迁，但黄智认为，司法系统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存在一个半制的的“第三领域”。但是，我认为，精英们参与“吃讲茶”的活动，表现了精英活动的另一个侧面，那就是精英们如何处理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这也是一个观察成都基层社区如何维持社会稳定、民间秩序如何存在于司法系统之外的窗口。
我们还应该看到，社会调解不仅仅是帮助人们解决争端、处理矛盾，这种活动还具有更深刻的意义，因为它表明，在中国社会非力量始终存在，并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虽然这种非力量从来没有发展到与对立或直接挑战的地步，但是它的存在及其对社会的影响，都使的“司法权”在社会的基层被分化。
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值得深思的一本好书！首先，作者以微观的“街头公共空间”的变迁为切入点来分析宏观的中国历史，这种取材视角、以小见大的洞见值得学习。其次是作者的底层人文关怀视角，本书用大量章节细致地描述了动荡下的小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从中看到底层小老百姓的智慧。我们总是在言说，之历史的创造者，但如何？我认为，王笛教授的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个案理解。唯一觉得不够尽兴之处是，作者对的抵抗分析不是很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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